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不顾广大人民的愿望，依仗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心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解放区，以维系其腐败反动的统治。为了挽救和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表面上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实际目的却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进行内战，在重庆谈判期间，他们就侵占了解放区的30个城市，到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120万人，伪军35万人，甚至还有日军35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和学生的严重不安。从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的人民和学生斗争，一直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贯穿在这些斗争之中的则是由1945年底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5月的“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三次高潮所组成的主流。

　　1945年底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警告世人“中国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掀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序幕。

　　1946年底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告诉世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是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的外部原因”，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就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54万余人运送到了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并且还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进驻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撑腰打气。6月17日，又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在部署完成后，国民党军队的160万人(占国民党军队全部正规军总兵力200万人的80%)，从6月26日开始，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美蒋的这些活动，使中国人民和学生认识到，美国战后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之后还要继续遭受战火煎熬的重要原因。1946年12月底在北平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就成了导火索，引发了北平学生五千余人罢课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闻讯后纷纷响应，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举行集会、罢课和游行，参加抗议的学生多达五十余万人，掀起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学生运动第二个高潮。

　　对此，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斗争。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赞成罢课抗议的教授达90%以上。上海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协进会以及重庆市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这样，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运动，便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出现了第二条战线的最初雏形。

　　当时，北京大学农学院的进步师生参加了这场斗争，参加了抗暴大游行。沈崇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禄庆等学生来到农学院进行宣传。农学院女学生杨静芳将他们领到食堂，向正在用餐的学生报告了事件的真相和北京大学“抗暴委员会”关于罢课游行的决定。学生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然而，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却前来捣乱并大打出手，场面极其混乱。反动派的行径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有人建议到图书馆楼下礼堂召开大会。当时推举出进步学生叶辰瀛和杨静芳为会议主持人。反动派派人到会胡说沈崇事件是“共产党的美人计”。经过激烈辩论，一些平常政治立场中立的学生亦纷纷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并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强烈要求与北京大学其他学院一致行动，同时通过了农学院罢课游行的决议。与此同时，全校的教师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进行罢教。学生们连夜准备第二天的全市大游行。北平市有5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抗暴大游行，是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首次大游行，亦是北京大学农学院学生首次走上街头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中国主权的重大行动。通过抗暴斗争，农学院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加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的本质。虽然，农学院参加此次游行的人数不多（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在国民党统治非常严密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却开创了进行政治运动的新局面。

　　随着内战的进行和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猛增，加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此时，货币发行量为战前的1万倍，物价上涨6万倍。1947年蒋介石政权用于打内战的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80%。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滥发钞票、掠夺人民的办法。到1947年7月，法币发行量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26.6倍。美联社曾在一篇通讯中形象地报导了法币100元的购买力：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1947年只能买一个煤球；1940年可以买一头牛，1945年只能买一只鸡，1946年只可买一个鸡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随着经济的崩溃，教育事业陷入了空前危机。1946年度，教育经费只占财政预算的4．7%。当时，国民党政府拨给许多大学的经费，仅为实际需要的20%。全国各校的教职员工经常领不到工资。广大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劳动人民，朝不保夕地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民怨沸腾，民变四起，罢工、罢课、抢米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1947年5月到6月间，40多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甚至蔓延到了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的南京、上海、无锡、苏州、芜湖等地。比如，当时的南京，从5月1日起不到两周，大米价格猛涨了60%，大学生每天的伙食费750元，仅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南京金陵大学学生检查身体时，发现因营养不良患有肺结核病的占25%。此时的教育经费，每人平均只有1936年的二十六分之一。

　　为此，1947年4、5月间，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喊出了“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5月5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发出了“举起我骨瘦 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呐喊，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是饥饿的原因。

　　5月6日，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开会，提出“反对使我们饥饿的内战”的主张，并组成“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17日，召开院系大会，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决议自19日起罢课三天；定“六二”为反内战日，通电全国，号召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罢教，并举行反内战大游行。18日下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宣传队前往西单、王府井、前门、东四四区进行街头宣传。当北京大学的一个宣传队到达西单商场对面的街上宣传时，遭到大批青年军的袭击，将30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暴打于街头。这一天，北京大学有8名学生受伤。

　　西单血案震惊了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各校。当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学校的代表在北大开会，成立华北区“五一八”血案后援会。次日，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并决定5月20日组织全市大游行。

　　5月20日，北平大专学校学生7000多人，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在市区游行。农学院的师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并向市民散发传单。参加游行的学生数量比参加抗暴斗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游行过程中，农学院的学生与其他院校的学生一起罢课、罢教，亦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与支持。

　　然而，反动分子趁学生们不在校，进行了大破坏：撕毁了学生们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反动标语和污蔑进步学生的大字报，并动手殴打了留校的进步学生田玉龙、赵福元_不仅如此，反动分子还威逼教师去上课，遭到教师们的严辞拒绝。例如，反动分子威逼农业化学系主任，著名农业化学家、农用药剂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农药科学的创始人黄瑞纶教授去上课时，黄瑞纶教授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的心同广大同学在一起，我不能去上课。”

　　1947年5月30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2名教授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表示同情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教授等签了名。

　　1948年，北京大学教师的生活更加困难，致使难以安心工作。是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82名教授联名发表《停教宣言》，诉说生活难以为继，已影响工作，故决定停教。农学院有14名教授在宣言上签了字，他们是：熊大仕、黄瑞纶、李连捷、李景均、周明牂、吴仲贤、汪振儒、邢其毅、应廉耕、汪菊渊、王毓瑚、杨昌业、萧鸿麟、王金铭。

　　“五二○运动”后，北京大学农学院越来越多的学生追求光明、要求进步。“五二○运动”后，学生中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农学院的群众基础和活动阵地也日益巩固。“五二○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工作。比如，请林传光等有声望的教师讲为什么要反内战的道理，师生听后感到很受教育。与此同时，还改组原“北农合唱团”为“五二○”歌咏团，成立了“五月新诗社”。此外，话剧团、壁报社、“海风图书馆”等团体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宣传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教育，还成立了“工人夜校|”、“农民子弟识字班”，动员学生帮助工人、附近农民子弟学文化、唱革命歌曲。

　　1947年爆发的“五二〇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标志性运动，它为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开辟了第二条战线。